中國青年報6月22日報道 在很多中國高校多年來一直發(fā)誓要躋身世界一流大學的背景下，英國職業(yè)與教育調查公司QS最近公布了“2010亞洲大學前200名”排行榜，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連亞洲前10名都沒進。中國高校離世界一流大學有多遠？復旦105周年校慶前夕，中國青年報記者專訪了楊玉良校長。
校園鼓樂齊鳴鬧哄哄建不了世界一流大學
記者(以下簡稱記)：早在1993年7月的干部會議上，清華大學就提出到2011年建校100年之際，爭取把清華大學建設成為世界一流的、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大學。而此后，清華大學又公布了具體的時間表，即2011年力爭躋身于世界一流大學行列，2020年努力在總體上建成世界一流大學。
北京大學也在1998年就宣布用17年時間，即在2015年把北京大學建設為世界一流大學；2004年，北京大學主動為這一“計劃”延期，認為需要更長時間，但同時表示，肯定有一批優(yōu)秀學科會達到世界一流水平。
有了兩位“老大哥”帶頭，一段時間以來，中國大學“創(chuàng)世界一流”運動風生水起，中國大學集體陷入“創(chuàng)一流”的焦躁狀態(tài)。您如何看待這個問題？
楊玉良(以下簡稱楊)：我經常提到兩點差距：一是在大學精神上的，包括教授、學生的精神素養(yǎng)；二是我們的高等教育體制，說到底還是辦學自主權不夠。
一個世界一流強國，不可能沒有世界一流的大學。一所世界一流的大學，應該是全世界優(yōu)秀青年學者們的聚集地；凡是在這里學習的人，都會把這里當做他一輩子的精神家園。要達到這些非常不容易，大學的精神、品位必須非常高。所以，我反對任何形式的在學校中莫名其妙地鬧哄哄，鼓樂齊鳴，因為這會降低學校的高雅性。高雅不是培養(yǎng)精神貴族，而是要培養(yǎng)精神境界高的學生和教職員工，心中不僅裝著民族，而且裝著全人類的問題，如氣候問題、環(huán)境問題、核武器問題等等。
大學出現精神虛脫國家民族的精神脊梁骨不能沒
記：我們的大學精神缺失是什么原因？
楊：現在大學精神有點迷失，出現了一種相對來說比較廣泛的精神虛脫。作為全社會來講，包括大學，功利主義盛行。具體到老百姓，就是嫌貧愛富。 大學應率先回歸到大學本身的高尚上去，尤其是在精神層面上。老說改革，堅持和回歸與改革的差別在哪里？現在的改革和國際接軌比較多，雖然這也重要，但對大學來說，任何一個國家、民族的大學都是這個國家、民族的精神脊梁骨。大學的精神不能虛脫。大學教師必須真正崇尚學術崇尚真理，對國家、民族包括整個人類要有非常強烈的責任。大學一虛脫，這些就都沒了。功利主義體現在教師身上，就是教學上教會你考試，人才培養(yǎng)上只要你能找到工作就可以；學生也是這樣，選擇的專業(yè)不是根據自己的興趣，而是根據自己出來能否當大官，賺大錢；教授的功利主義，就是奔著SCI和課題項目，忘了做學問才是他們一切的出發(fā)點。所以我明確贊成魯迅對“才子加流氓”的批判，另外一個就是“才子加帝王氣”。這些會貽害科學、貽害社會。南開大學原校長毋國光曾說，辦大學最重要的就是辦一個氛圍，讓社會看起來，你真的是一個純潔的學術殿堂。如果連大學里都有貪污受賄、權色交易，那社會還有什么信任可言？
大學過分趕時髦 成為就業(yè)服務站
記：功利就擺在眼前，學生要就業(yè)，老師也有職稱和收入的壓力，如何解決這些矛盾？
楊：現在我們學術至上的精神堅持得不夠。再看看當年西南聯大，那時學者也有理想和現實的矛盾啊，但當時為什么就能培養(yǎng)出很多優(yōu)秀人才？所以說，現在缺的是精神。作為教育來講，就業(yè)是一個結果，但不能把就業(yè)作為目的，本末不能倒置。就業(yè)不是一個學校能包攬的，就業(yè)和社會經濟發(fā)展情況有關系。經濟不好了，崗位就少，就業(yè)可能就有問題。就業(yè)還和學生自己的選擇有關系，如果不一哄而上，我們有一個科學合理的高等教育架構，就業(yè)也會得到改善。當精神虛脫后，大學就開始過分地趕時髦，成為服務站。大學一定要注重自己的傳統。世界一流的大學表面上看起來都顯得很保守，劍橋、牛津、耶魯都是以保守著稱的。所以，大學教育不能純粹為了就業(yè)。學校教得好不好，學科布局合理不合理，招生太多或太少，社會經濟情況如何，企業(yè)的用人理念，學生的選擇和就業(yè)觀念……一系列的因素決定了就業(yè)的情況。社會上現在有種不良傾向，把就業(yè)都怪罪于學校，這是不對的，學校只是負責各環(huán)節(jié)中的一部分。高校不能像農民，今年大蒜好賣就種大蒜。我反對現在大學從邊緣移向中心的觀點。大學不是邊緣也不是中心，它有自己的位置。
中國不出大師是因為缺少為學術而學術的人
記：您認為理想的大學的使命是什么？
楊：現在學術也被異化了，學術直接成為了贏利手段。有一個表現就是辦些低層次的班。應該有一批人為了學術而學術，但現在這樣的人很少。如果大學里的教師也沒有這樣的人，就有問題了。知識分子的特點，應該是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，所以說，學術是有使命的，每一個從事學科基礎研究的人都是在為這個學科的發(fā)展盡自己的力量。所謂的“錢學森之問”，不出大師，實際上就是缺少為學術而學術的人。
社會責任是大學存在的相當重要的價值。當社會出現失范的時候，大學的學者應當站出來，寫文章說話，發(fā)警世之言，告訴你為什么會這樣，解決之道在哪里。大學的學者不應做破壞性的講話，而是做建設性的講話。
當社會出現各種問題，國家處在轉型時期時，學者們應當研究清楚，我們該往哪里走。中國歷史上，包括“五四”、“兩彈一星”，都是學者在關鍵時刻作的貢獻。我們的肩上承擔著民族文化的積淀、傳承和發(fā)展，對世界優(yōu)秀文化吸收的責任。只有大學有如此綜合的功能。大學如果有所失范的話，那么對國家的毒害性就非常大。所以我真誠希望所有大學的領導，包括國家的領導人看到這一點，否則過分功利化的傾向會把大學引向歧途。
當前來講，回歸和堅守，比改革更重要，回到大學應該擔負的使命，回到大學應有的狀態(tài)。大學擔負著培養(yǎng)一代代精英的責任，像北大、清華、復旦這些學校培養(yǎng)的人以后的素養(yǎng)怎么樣，決定著國家的走向。對中國這樣一個大國來講，這批人的素養(yǎng)甚至決定著世界的安寧。所以二戰(zhàn)之前，英國的哲學家羅素表示擔心，發(fā)現德國、日本的法西斯教育特別危險，果然這代人出來以后世界不能安寧。
記：回歸到大學應該擔負的使命，有什么具體的做法？
楊：首先要廢除荒唐地對一個人、一個學校進行評價所謂的定量指標，比如SCI。哈佛大學羅爾斯教授，15年不發(fā)表任何文章，一直琢磨他的《正義論》，現在這本書成為了經典著作。但他講課非常認真，當他講完一學期的課后向大家告別，學生們不約而同地起立鼓掌。他已經離開教室很遠，學生還在鼓掌，為他的學術精神而鼓掌。有在場的中國學生問，你們要鼓到什么時候？他們回答，要這個教授在很遠的地方仍然能聽到掌聲。
我們有沒有這種精神？我們的這種評價指標就有點像改革開放初期分房子一樣，算分，一篇SCI多少分，這樣的評價怎么能培養(yǎng)出真正的學術大家來？復旦正嘗試用更科學的評價方法，比如，一個院系搞得好不好由國際專家來評估。
有深厚的中國文化功底對世界文化了解寬容是領袖的資質
記：20年后中國需要什么樣的人才？
楊：復旦為什么要進行通識教育？因為20年后中國不得不扮演負責任的強國、大國角色。要有這么一批人擔負起這樣的責任。按照現在的人才培養(yǎng)成長規(guī)律，35歲~45歲是極其關鍵的，這些人現在正在校園里學習。這些人應該具備什么樣的素質？
第一，全球視野，非常開放的心態(tài)。不要像美國的政治家一樣，覺得美國是最好的。如果你不聽我的話，我派個軍隊打掉你。不要忘了，這個世界存在不同的文化、不同的歷史，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一套東西。這個世界如果只存在一種文化、一種價值觀的話，就是世界末日。因為文化也像基因一樣，需要雜交后產生新的文化，不能太狹隘。
第二，要對本專業(yè)有深入的理解，否則你只是一個夸夸其談的人。一個民族、一個國家，沒有一批學術大師是不行的。
第三，他們的倫理道德標準怎么樣？貪婪的美國金融家在華爾街折騰，使全世界遭殃。你要培養(yǎng)這樣的人嗎？
第四，有適當的口才和良好的文字表達能力。不管與哪個民族、文化背景的人進行交流，不管從事任何專業(yè)，都需要溝通能力。
第五，對自然和人文必須有批判性的理解。不要以為科學家就不需要人文素養(yǎng)，那只是一個科學工匠，成不了學術界的領袖。學術領袖必須是一個人格上非常完整的人。一流的科學家都有深厚的哲學素養(yǎng)，甚至連哲學家都為之驚嘆。
所以，要澄清幾個概念。通識教育是一個理念，不是和專業(yè)教育對立的。在這個理念下，專業(yè)課程、專業(yè)基礎教育和應用類學校的專業(yè)課程有什么差別？我們會更加強調這門學科的智慧，強調基本學術思想、方法和學術史，而不是僅僅教你考試、解題的技巧。
有深厚的中國文化功底，對世界文化的了解、容忍和寬容，又有專業(yè)基礎，這樣的人在今后的各種領域里面，才能成為領袖。我們通識教育還沒有完全達到這個要求，所以我們正在改進。
大學校長不光是找錢的
記：回到您的身份上，有人說國外的大學校長都是去找錢的，您認為大學校長的使命是什么？
楊：社會上流行一句話，大學校長一是找錢，一是找人。這是一個誤解。找人的話也是本學科的人先去找，找錢當然也要找，但不是校長的根本任務。我總結了一下，大學校長應該做到以下幾點：
第一，當社會出現失范的時候，大學校長和他的教授要出來發(fā)警示之言。
第二，大學校長是社會道德的楷模，自己不能失范、失德。
第三，大學校長是大學使命和傳統理念的守衛(wèi)者，包括新的傳統的創(chuàng)造者，是一所大學精神的代表。
第四，大學校長是這所學校學科宏觀布局的總設計師，具體如何辦好一個學科則是該學科的教授與專家的事。
記：按照您說的標準，給自己打多少分？
楊：最多65分~70分，我在不斷地努力。所以說，一個大學校長，第一，一定要有足夠的時間來閱讀，因為世界上是沒有大學校長這個專業(yè)的；第二，要有足夠的時間去寫作；第三，必須要給自己有冷靜思考的時間；第四，必須是全校教職工的校長，不是新聞媒體的校長，也不是上級官員的校長。
大學能改變社會現實嗎
記：中國的中小學教育多以應試為主，到了大學之后，4年內是否很難把已經接受了十幾年的應試教育理念改過來了？
楊：對。這給我們造成了困難，但是不能因為困難就隨波逐流。只要我們堅守大學使命，不是說把它改變過來，至少有所改進。而且堅持幾代人的話，就會不一樣。所以，大學要保證一定的保守性，否則如果老是受世風的裹脅、濁浪的席卷，那么大學在起到民族精神的中流砥柱這方面的作用就沒有了。大學的領導都要明白這一點。如果連我們都不堅守的話，問題就比較大了。反復地強調，不斷地堅持，多年后就會看出效果，我們得有這個理想和信念。
復旦校長楊玉良
復旦大學校長稱中國大學鼓樂齊鳴卻精神虛脫
復旦校長楊玉良，對這個名字，請容許我們行一秒鐘注目禮，以表敬意——為他日前向媒體陳說“中國大學精神虛脫”。
中國的一些大學，這些年很不甘寂寞，時不時在媒體上招搖。然而不幸的是，它們往往不在學術領域，卻在娛樂或社會新聞版。某些教授不是在媒體上做“觀點萬金油”，就是如奔走在《非誠勿擾》之類征婚節(jié)目的出位“嘉賓”一般，時不時放出雷語，吸引眼球；更等而下之的，就恨不得用身體“授業(yè)”了。
中國大學其病在骨，各路抨擊與分析已不鮮見，尤以錢學森之問最為醒目：為什么我們的大學總培養(yǎng)不出杰出人才？
然而，來自中國大學自身的反省卻鮮有力度。
現在，復旦校長楊玉良也站出來了，他宣揚自己認定的大學校長根本任務的第一條：“當社會出現失范的時候，大學校長和他的教授要出來發(fā)警示之言。”
于是，含蓄地指斥教授中“才子加流氓”的可惡，明確地直陳“中國高等教育體制，說到底還是辦學自主權不夠”等。這番議論，肯定不少人聽了如芒刺在背。比如“才子加流氓”們，比如從教育體制中攫取了本該是高校自主權利的官員們。
極有警世之效的話，還有這一段：“大學擔負著培養(yǎng)一代代精英的責任，像北大、清華、復旦這些學校培養(yǎng)的人以后的素養(yǎng)怎么樣，決定著國家的走向。對中國這樣一個大國來講，這批人的素養(yǎng)甚至決定著世界的安寧。”
這話有意思。從前，大家總是痛詆中國大學創(chuàng)新精神不強，還停留在工具層面。楊校長單挑中國大學缺失本該擔當的社會責任和國家良心，沒了“民族脊梁骨精神”，直指“失魂落魄”之根本，令人擊節(jié)。
循著這話的邏輯，我們不妨先擱下楊校長關注的未來，看看眼下的人才走向——畢竟，按官方的《國家中長期人才發(fā)展規(guī)劃綱要(2010-2020年)》，能納入“人才”范圍的，重要標準還是大學學歷之有無，盡管這被媒體詬病，卻也道出了中國人才標準的約定俗成。
中國官員的年輕化、知識化的突出表征，是70、80后官員大量涌現以及本科學歷占比大幅攀升。也就是說，中國大學在改革開放中后期培養(yǎng)的學生，已經占據要津，開始決定著中國的走向了。
他們的表現如何？至少還有相當部分不孚人意。這不是信口開河，溫家寶總理連著兩年在全國兩會用了幾乎同樣的評價：政府工作與人民的期望還有較大差距。職能轉變不到位，對微觀經濟干預過多，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比較薄弱，腐敗現象易發(fā)多發(fā)。
每看到新出爐的腐敗官員、瀆職官員、拍腦袋決策官員擁有光鮮的學歷、名校的背景，就很不是滋味兒。不說貪賄，單看各地瘋狂而盲目地上馬污染項目，焚琴煮鶴破壞自然與文化命脈，窮了教育富了官衙以及為了升官什么諂媚、無恥的事兒都做得出來，其中有多少是出自這些新時期大學生官員的手筆？
于是，極想把楊校長的聲音再放大若干分貝：
“大學如果有所失范，對國家的毒害性非常大。真誠希望所有大學的領導，包括國家的領導人看到這一點，否則過分功利化的傾向會把大學引向歧途。”
然后，是把國家引向歧途。中國大學，該懸崖勒馬了。楊校長站在懸崖邊上的大聲疾呼，也是雷聲。(李泓冰)
![中國產生首批戰(zhàn)斗機女飛行員[組圖]](http://img.hxzg.net/uploads/allimg/090402/20015A138-0_lit.jpg "中國產生首批戰(zhàn)斗機女飛行員[組圖]")